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，根据中医理论，冬季是一年四季中进补的最好季节，而冬令进补，更以服用膏方为最佳。膏剂有外敷和内服两种，外敷膏剂是中医外治法中常用药物剂型，除用于皮肤、疮疡等疾患以外，还在内科和妇科等病症中使用。我们日常所说的膏方，通常指内服膏剂。
膏方的运用在中医康复慢性病时已有很久的历史，早在汉代医圣仲景年代，名医方士以辨证论治为根本，运用膏方来医治某一病症，但是膏方制造技术把握在少数人手中，后来到了隋唐时期，专事研讨草药的方家把膏方研发作为一门专业技术进行攻关，一直到宋元时期，膏方研讨得到蓬勃发展，这一时期，达官贵人研发膏方都是在滋补思维指导下以延年益寿为意图；明清时期，膏方研发以冬令进补思维为主，还把膏方与命门学说相结合，形成了一种新的膏方理论思路；到了近代，膏方首要作为疾病后期保养的食品在宫廷中开始盛行。
膏方历史悠久，起于汉唐，在《黄帝内经》中就有关于膏剂的记载，如马膏，主要供外用，东汉张仲景《金匮要略》记载的大乌头膏、猪膏发煎是内服膏剂的最早记载。唐代《千金方》中个别“煎”已与现代膏方大体一致，如苏子煎，王焘《外台秘要》有“煎方六首”。
南北朝时期，陶弘景在《本草经集注》中对膏药的制作作了详尽的说明，提出以治病的需求来确定剂型和给药途径的理论。较详细地阐述明了制膏的几大要点：首先尽量浸取药的有效成分，煎煮时间相对要长，并用猪脂为粘稠收膏剂。另外还指出，若膏剂在内服同时可以外敷，则可将制膏的药渣用来外敷病处，以尽药力而不浪费。这些论述可以说为现代制膏工艺奠定了基础。
宋朝膏逐渐代替煎，基本沿袭唐代风格，用途日趋广泛，如南宋《洪氏集验方》收载的琼玉膏，沿用至今，同时膏方中含有动物类药的习惯也流传下来，如《圣济总录》栝萎根膏，此时膏方兼有治病和滋养的作用。
唐宋时期，朝廷也开始重视并组织编写医方药书，使得中医膏方的加工和应用逐渐发展。膏方已由康复向滋补强身、养生的方向延伸。并大多以“煎”冠名。如唐代的官修本草《新修本草》、《备急干金要方》、《外台秘要》等书中膏方的记载已不鲜见。
宋金元时期，无论滋补还是康复所用，膏和煎已不刻意区分，膏方的叫法由“煎”逐渐向“膏”过度，并以内服为主。如《洪氏集验方》收录的琼玉膏、宋代的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也收录有治病的膏方制剂，如助胃膏、钓藤膏均为内服之膏方。
明清膏方更趋完善和成熟，表现为膏方的命名正规、制作规范，膏专指滋补类方剂，煎指水煎剂；数量大大增加，临床运用更加广泛。明清时代，医家大都注重血肉有情之物调补身体，认为其能“延年益寿”。这时期膏方得到了迅速的发展，已从药用延伸到膳食调养。清代上至宫廷御用下至民间滋补养生，用膏方补养之风盛行于世。《清太医院配方》、《慈禧光绪医方选议》、《寿世保元》、《医宗金鉴》等书中对于膏方的记载都很多。晚清的《张聿青医案》中列有膏方专卷，反映了当时膏方的盛行和医家对其重视的程度，为膏方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明朝膏方即广为各类方书记载，组成多简单，流传至今的膏方有洪基《摄生总要》“龟鹿二仙膏”、龚廷贤《寿世保元》“茯苓膏”以及张景岳的“两仪膏”等。
清代膏方不仅在民间流传，宫廷中亦广泛使用，如《慈禧光绪医方选议》有内服膏滋方近30首。晚清时膏方组成渐复杂，如张聿青《膏方》中膏方用药往往已达二、三十味，甚至更多，收膏时常选加阿胶、鹿角胶等，并强调辨证而施，对后世医家影响较大。
近现代膏方在上海、江浙及广东广泛使用，尤以上海为甚。膏方以其良好的康复效果和方便的服用方式，逐渐被普通大众所认可接受。
